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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十万禁军的大宋败给十万人的西夏丢人?别闹,真相是虽败犹荣

先看一组数据:

宋太祖开宝末年,北宋厢军约为185000人,其中禁军193000人

宋仁宗庆历五年,厢军为433000人,其中禁军826000人;

几年后的皇祐初年,兵力已经达到1410000人

从人口规模上看,北宋人口接近一亿。

反观西夏,常备兵不过十万,铁鹞子重骑兵仅有数千,立国的时候(宋仁宗时期)人口规模不过一百多万,就算是鼎盛时期,也就三百万而已。

这样一个边陲之地,却给大宋的西北边防构成了重大威胁,宋夏战争从宋仁宗开始,一直打到北宋灭亡,都没有结束。无论怎么说,北宋和西夏都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对于北宋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

实际上,北宋确实有“难言之隐”。

一、北宋军事上,积弱在哪里?

提起北宋军事体制,其为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更戍法”。

自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各地节度使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赵匡胤为避免宋朝重走五代十国的路子,在“杯酒释兵权”后,采取了“更戍法”,客观的说,这套规则确实斩断了将领与士兵之间的感情纽带。

但是它也带来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造成了将领不熟悉所带士兵的战斗力,自然也就影响到作战效果了。

实际上,如果将宋军战败归结于这个原因,未免有些荒唐了。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王朝,他们施行的将领调动方案和“更戍法”并没有本质区别。

唐朝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自己坏了“规矩”。

本来,各个都护府或节度使的任期一般是一到三年,之后会被调回京城,于三省六部就职,甚至官至宰相,这就是出将入相。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节度使长期任职一个地方后,很可能就会经营起自己的势力,频繁调动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发生;二是回京后虽然不再担任军职,但边事一开,他们的从军经历有助于为皇帝献计献策,这远比后代文人朝堂吵架模式有用的多。

到了天宝年间,唐玄宗宠信安禄山之辈,长期经略北方的安禄山终于尾大不掉最后叛唐。

可见,“更戍法”并不是造成宋军经常吃败仗的根本原因。

就战术而言,北宋犯的致命错误是“将从中御”。

所谓“将从中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事任免权,再就是临阵指挥权。

宋太祖对人事的任免不仅仅是局限于将领,从枢密院到宿卫诸将,哪怕是地方厢军的一个百夫长,其他人都不得染指,“补一小校,汰一赢老,必奏籍于中而俟上命”,凡事皆乾纲独断。

在禁军管理上,“诏殿前、侍卫司,自今非时宣召军士,候见御宝文字乃得发遣,无则画时覆奏”,也就是说,除了赵匡胤,其他人无法调动禁军的一兵一卒。

在北宋立国之战的时候,赵匡胤不可能参与每一座城池的争夺,他又想出来一个办法:阵图。

赵匡胤身居宫中,通过“手诏”的方式,遥控指挥前线。不管前方战事如何,也不管当时的具体情况,一线士兵必须凭借阵图应敌。

这个规则,在北宋灭巴蜀、平南唐的时候没什么毛病,其原因主要是对手实力不够。

但是当对手换成北汉甚至后来的辽国时,其弊端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979年,宋辽之间发生满城之战,按照惯例,宋太宗“赐阵图,分为八阵,俾以从事”,但是右龙武将军赵延进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要是按照送过来的“阵图”迎战必败无疑,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等人找到殿前都虞侯崔翰讲实情告知,“事应有变,安可预定,设获违诏之罪,请独当也”,在赵延进、李继隆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的情况下,崔翰才同意废掉“阵图”,并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部署战斗,此战最终取得胜利。

就军事才能来说,赵匡胤在两宋帝王中当属翘楚,他的“阵图”尚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太宗也算是有实战经历,但是后续帝王依然延续此制,就未免呆板了,其应敌计划多与实际不符,且事事掣肘,宋军在战场上就完全变成毫无招架之力的活靶子了,特别是遇到西夏重骑兵冲杀的时候,宋军又何以抵挡?

二、宋军的应对

那些不习兵事的文臣在后面不切实际的指挥,是否就意味宋军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呢?

显然不是,宋军有一项“黑科技”!

那就是火药类武器及猛火油(石油)。

火炮落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轰天雷起驰风炮,凌振名闻四百州。

这几句话,描述的便是《水浒传》中的“轰天雷”凌振,此人号称“宋朝天下第一个炮手”,善于制作子母炮、金轮炮、风火炮、车箱炮、轰天炮

归顺朝廷后,跟随宋江南征北战,不过,这伙计没有受到什么重用。要说识才,还得是朝廷,在征讨方腊后,他被京城火药局御营任用

翻遍历史资料,鲜有此人的记载,不过,大宋的火箭在宋初的时候已经开始用于实战了。《朝野佥言》中就有这个记载,说是到北宋末年,开封府依然保存有“太祖平唐火箭二万支”。

关于火箭,《武经总要》里面有如下描述:

火箭,施火药于箭首,号弩通用之,其傅药轻重,以弓力为准

这两类武器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是在北宋灭南唐的皖口之战。

开宝八年(975)十月,宋军突破秦淮河,扫清金陵外围据点后,准备以围城打援之策剿灭南唐主力部队。

命存一线的李后主紧急敕令朱令赟回援,以解金陵之围。

朱令赟率领南唐十五万水师从江西湖口起兵,在皖口与宋军遭遇。

开始的时候,因北方人不习水战,且船只等硬件装备又落后于南唐,朱令赟依靠舰船优势向宋军发起攻击,“以火油纵烧,王师不能支”。

不巧的是,风向突然变成了北风,“反焰自焚,水陆诸军十五万,不战皆溃”,朱令赟亦死于战火之中。

这说明,在大宋建立的过程中,火箭和猛火油已经开始大量用于战场了。

宋朝对火器的研究非常重视。

首先是对开发或者改进火器的人予以奖励。比如,在开宝三年(970),“兵部令史冯继升等进火箭法,命试验,且赐衣物束帛”;到了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一个叫唐福的水军队长“献火箭、火球、火蒺藜,造船务匠项绾献转海战船式,各赐以缗钱”;咸平五年,冀州人石普“能为火球火箭,上召至使殿试之”。

另外,宋太祖等人对兵器的制造和检验纳入了日常巡视范围,“每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

在这样的局面下,宋朝的火器制造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到宋仁宗一朝,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工。

根据《宋会要》的记载,京城有个叫广备攻城作的机构其职责是专门制造攻城器械旗下设有二十一作,分别为:

大木作、锯匠作、小木作、皮作、大炉作、小炉作、麻作、石作、砖作、泥作、井作、赤白作、桶作、瓦作、竹作、猛火油作、钉铰作、火药作、金火作、青窑作、窑子作。

那么,宋朝的火器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理论上说,热兵器与冷兵器对抗,简直是降维打击,宋朝起码应该将此列为绝密级别,实际上恰恰相反。

成书于庆历四年(1044)的《武经总要》,却如实记载了生产工艺:

晋州硫黄十四两,窝黄七两,焰硝二斤半,麻茹一两干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茹一两,黄丹一两,黄蜡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一十四两,浓油一分......入前药末旋旋和匀,以纸五重裹衣,以麻缚定,更别镕松脂傅之。以砲放。

配方的公布,意味着北宋对火器的研究已经步入高级阶段。

随着《武经总要》配方的公布,这个在军事上大规模应用的东西,开始在民间普及。

宋朝的上元节非常热闹,就连军士都来参加表演,《东京梦华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

......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

不仅如此,因火药有烟雾效果,就连跑江湖的艺人都开始把它用做诈骗的道具了,比如宋徽宗时期的道士林灵素就是其中的一位:

林灵素于神霄宫夜醮,垂帘殿上,设神霄王青华帝君及九华安妃韩君丈人位......顷之,云烟蔽覆,对面不相见。一大声如净鞭鸣跸,随即寂然,道人不复见,供器皆用金银,并无一存。郑氏知堕术士计中,叉畏禁中传说,谓其夜祭神,不敢诵言。盖此夕为奸诈者,尽散乐也。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磺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

在宫廷中,人们对烟花表演亦是乐此不疲,据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御宴烟火》记载:

穆陵初年,尝於上元日清燕殿排当恭请恭圣太后。既而烧烟火於庭有所谓地老鼠者径至大母圣座下。大母为之惊惶拂衣迳起。

上面这个“地老鼠”,就是一种烟花名称。

这至少表明,北宋时期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人们已经娴熟的掌握了它。

结语

北宋有一个木偶表演类节目,叫“药发傀儡”或“药发木偶”,甚至干脆简称火戏,其实和现在的烟花表演差不多,可见,宋代的烟花制造技术是何等先进。

到了北宋中后期,火器种类进一步演进,发展出了火炮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火药鞭箭、火药火箭、霹雳火球、蒺藜炮、金汁炮等,甚至还有烟雾弹。

这些火器虽然还属于初创阶段,杀伤力亦是有限,但不可否认,它们对于冷兵器具有降维优势,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应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弥补了北宋军事体制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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